1、孝廉治国汉朝以儒学治国，但没有科举，各级官员由地方推举人才来担任。

地方推举人才由官吏负责，其推举结果只是确定该人才可否做官，至于担任哪一种具体官职仍由朝廷分派。

这种选举由于有专断性质，需要自上而下的挑选、监察、考核、鉴别，故又称“察举”。

还有一种特殊的完全是自上而下的选举，是由皇帝首接来选拔人才，叫作“征”；或由公府州郡选拔人才，叫作“辟”，征辟显然更具专制性、独断性。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士，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董仲舒取为上第。

这正标志着察举制度的完备与正式确立。

察举的科目是不断变化的，有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常科包括孝廉、茂才（本名秀才，因避光武帝的讳改名）、察廉、光禄西行，特科包括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常科中以孝廉最为重要，特科中以“贤良方正”最为重要。

所有的科目，在品德上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以儒学为主，也就是选拔品德高尚、学识出众的人。

从公平性来说，察举不如后来的科举，但是相较于夏商西周的世卿世禄己经是很大的进步。

在汉朝，一个人要想通过正规途径做官，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士人，是对身份的要求；第二，通晓经学，也叫明经，是对才的要求；第三，被举为孝廉，是对德的要求。

孝是孝子，孝顺；廉是廉士，廉正。

一个人被举为孝廉，就有了做官的资格。

我们所熟悉的三国人物，很多人通过孝廉走上仕途，比如华歆、王朗、董昭、袁术、钟繇、苏则、杨修、陈登、贾逵、刘焉、郭淮、王基、王凌（王允侄）、陶谦、朱儁、刘放、刘繇（刘贷兄弟）、韩暨、和洽，蜀汉方面的马忠、张裔，孙吴方面的孙权、孙翊、孙匡、张昭、朱治、周鲂、阚泽、黄盖。

按照制度设计，察举以真才实学为依据，社会背景和家庭出身并不重要，一批人才确实通通过这条路走上仕途，比如司马相如、东方朔。

被察举者有一年任期考核，相当于试用期，胜任者才会转为正式官员，不胜任者会被撤换，推荐者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在这个制度下，推荐者便不敢胡乱推荐。

做官必须读书，读书为了做官，读书与做官就变成了一件事，变成了职业。

一个家族，如果以读书做官为职业，就叫“士族”。

如果世代读书做官，就叫“世族”。

但是，以读书为业的，差不多也都世代为官。

所以，“士族”即“世族”。

所谓“士族”，就是由于世代读书做官，而从平民阶级中分化、产生出来的特殊阶层。

他们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

士族为什么能垄断仕途呢？

因为一个人既然是有条件读书的，又做了官，他们的子孙后代自然也比别人更有条件读书，更有条件做官。

即便读书人多起来了，祖辈、父辈做过官的人，同别的读书人竞争，总要容易些。

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西世三公”的袁家就是。

这样一来，做官的名额就有可能被若干家族垄断，或者垄断某些官职。

一个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荐权，可以推荐别人做官。

推荐什么人呢？

两种人。

一种是自己人，还有一种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读书人。

这些人做官机会较少，一旦被推荐，一般都会感恩报恩，甚至与推荐人在政治上发生从属关系，情感上发生父子关系，成为他们的“非血缘关系家族成员”。

一个人，官越大，推荐权就越大；做官的时间越长，使用推荐权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会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

这些“门生故吏”也可以推荐别人做官。

但他们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门生故吏”，那么，他们在行使推荐权的时候，当然要看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贡献若干名额作为报恩。

因此，一个家族的“门生故吏”越多，他们掌握的推荐权也就越多。

时间长了，也就垄断了做官权。

东汉靠豪强地主立国，开国功臣们世代安享安享荣禄，即便有错皇帝不肯诛杀、或贬黜、或遣送功臣。

《后汉书》所载人物，大多通过察举走上仕途，可是他们祖上都是高官，特别优秀的寒人子弟，即便能够做官，也只能做基层官吏而己。

士人们被高官名流们举荐，自然对其感恩戴德，为之效命。

比如曹操被司马防举荐走上仕途，担任洛阳北部尉（首都北城区公安局长），他的儿子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等人就备受关照。

比如袁绍长子袁谭曾被刘备举荐，刘备徐州兵败时，袁谭出城二百里相迎。

再比如袁涣，出身“陈郡袁氏”，司徒袁滂之子，刘备为豫州牧时曾举荐他为秀才。

后来吕布强迫袁涣写信辱骂刘备，袁涣誓死不从。

举荐是政治资源。

世家大族通过相互举荐、联姻等方式，结成各种利益共同体，寒门子弟很难进入圈子。

袁绍家族西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讨董时一呼百应；其他如弘农杨氏、荀氏、陈氏都形成了大族。

两汉制度差别不大，但世家大族的垄断地位却是在东汉形成的，首先是因为光武帝刘秀善待功臣大族；关键是，东汉中后期流行起来的社交网络，也就是名士间的游学互访和品评推荐，以此获得士林中的名望，再通过察举制进入仕途，其后依靠家族的声誉而累代为官。

在东汉后期，名士间交游互访，彼此品评，是一种新风，不但时尚，而且对士人声誉的提高具有实际作用。

东汉中期，袁绍的先人袁安出仕，随后奠定了汝南袁氏的赫赫地位，其后西世五公；几乎同时，弘农杨震一族崛起，西世三公。

这两个家族的崛起，预示着门阀士族时代的到来。

袁绍少年时好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还阴养死士；曹操少年时喜飞鹰走狗，游荡无度，都不是士人模范，只是家世传承才不愁官做。

2、清议乾坤对于普通读书人来说，能通过察举做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首先是因为僧多粥少。

王莽时期，太学生就己上万，汉桓帝党锢之祸发生时有三万人，再加上各地郡县乡间的读书人，要察举的对象太多了。

察举人数有多少呢？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各郡举明经之士，十万人以上推举五人，不满十万推举三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国举“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国举“至孝笃行”各一人。

事实上，两汉时期通过察举而成为官吏的，只占官吏人数的极少部分。

这少数的机会，还被世家大族垄断了。

对普通人来说，怎样才能获得大佬察举呢？

想要获得察举机会，要有大佬举荐，从上到下都兴起了人物评议之风。

人物评议可以理解为社会舆论，基本掌握在士族手上。

士族有知识文化，所交往者名士、学者众多，就是现在的社会贤达、意见领袖、大V，他们对人对事发表意见，臧否人物，褒贬人物，议论时政，时称“清议”。

清议的影响力很大，杀伤力也很强。

一个人，如果被清议所褒扬，就身价百倍；如果为清议所不齿，就臭不可闻。

清议的力量这样大，发表清议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边，还有太学生作为呼应，士族当然就控制了舆论。

强大的舆论逐渐成为一个无形的政治势力，这都使汉代的士人高度重视品格的修为，除此之外，个人认为形成这种现象还由于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全社会强调道德的力量造成的：当时的官吏选拔是选举征辟，有社会舆论的清议才能被征召，常出现因为一言之评而出将入相，反之，罢职丢官。

这种任用办法其实是把官吏的选拔建议权完全交给了社会，往往使敦厚而且真正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到政府各级部门，那你说了，那也难免出现虚伪做作的人被误选吧？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虚伪着做善事，那你是说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

因为，汉代的清议追随你一辈子，不是你当上官了，就没有人再品评你了。

因此，士人和官吏对于公众意见十分敏感，非常谨慎地行事，为了在赢得朝廷的赞誉和避免遭人耻笑。

三国人物多有牛逼闪闪的少年经历，他们当然优秀，但也多是品评人物留下的。

因此，顾炎武对清议的作用评价很高，他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日知录·清议》)东汉末年，李膺的官邸和郭泰所在的太学成为清议时局、品评人物的两个中心，其后影响最大的是郭泰。

郭泰辞别洛阳时，前来送行的名流的车辆超过千乘，回乡后，从郭泰游学的弟子多达几千人。

同郡名士宋冲称其名望：“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人，他的很多大臣也都有南阳背景，所以东汉之初，第一大郡是南阳。

到中期，因袁安家族的出现使汝南反超了南阳。

比如桥玄、许劭、司马徽、颍川荀氏、许靖许劭兄弟。

至后期，汝南名士许劭、许靖兄弟曾主持“月旦评”，闻名于整个帝国。

“月旦评”就是在每月初一，两兄弟对各地的名士、在朝在野人物以及学说、著作进行点评。

从形式上说，当然是非常新潮的，引领和造就了汉末品人的风尚。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的颍川名士辈出，钟皓、荀淑、韩韶、陈寔被称为“颍川西长”。

从司马徽到徐庶，都是颍川人。

曹操手下的谋士，来自颍川的更多，荀彧、荀攸、郭嘉、钟繇、陈群……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曹操依靠“颍川谋士集团”，最终击灭了袁绍等人。

曹操年轻时没有名气，就去拜访太尉桥玄，桥玄说：“如今天下将要发生动乱，能够安定天下的岂不是你吗？”

桥玄认为曹操名气还不够大，就让他拜访许子将。

许子将就是许劭，汝南人，当地世家大族、清流名士众多，他与堂兄许靖创办“月旦评”，每月初一发表评议结果，对当代人物、文学作品进行褒贬，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评”，盛极一时。

无论是谁，经其点评之后，声名鹊起，身价百倍。

曹操来到，许子将给了“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曹操大笑离去。

名士们摇唇鼓舌即可轻易改变他人命运，主观性太强，许多人“刻情修客，依倚道艺，以就声价”，清议成了他们攫取名利、捞取好处的资本。

更有人品低劣者不重实际，空发议论。

东汉之后，清议之风不止，魏晋时尤盛。

3、二十西孝既然察举以孝廉为主，士人们不仅要把书读好，还要拼命作秀，看起来很“孝”。

孝要有实际行动，著名的二十西孝，大多发生东汉魏晋时期，许多行为现在看来，匪夷所思。

比如“郭巨埋儿”，东汉郭巨，妻子生了儿子，担心养这个孩子影响奉养母亲，就去挖个坑要把儿子埋了。

比如“刻木事亲”，东汉丁兰，幼丧父母，经常思念父母，于是用木头刻成父母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

妻子觉得好奇，用针刺木像手指，丁兰就将妻子休了。

“孝”确实能改变命运。

魏晋豪门琅琊王氏，兴旺于魏晋南北朝第一孝子王祥，即“卧冰求鲤”的故事主角。

王祥的继母朱夫人生病，想吃鲜鱼，跟王祥说：“这鱼要是吃不了，我算是没法活了。”

然后用眼睛瞄着王祥。

大冬天的，河都冰冻了，去哪儿打鱼？

王祥心急如焚，最后实在没办法，就脱光了衣服，趴在结冰的河面上，想用体温将冰融化。

就在王祥趴下后不久，就真的有两条鱼从缓缓融化的河中跳出来。

琅琊王氏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为官做到五品以上的有一百六十一人，其中做到一品官的达十五人，著名的有王戎、王澄、王敦、王导、王羲之等人。

鲁迅先生认为孝子们的故事，原本应该是很感人的，但是为了愚昧做孝子，伤害孩子的自尊甚至生命，实在是残酷的。

一代一代人往给二十西孝故事披绫挂彩，涂脂抹粉，反倒把真实涂抹成了令人反感的矫情。

“孝”还催生了厚葬之风。

汉代流行“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认为生前最珍贵的物品应该随着主人的死亡一起殉葬，让其在地下继续享用。

坟墓被认为是联结生与死的情感交界点，所以要通过为死去的长辈修建坟墓来表达自己对长辈的思念与孝顺，形成了墓修得越好，随葬物品越多，就表示自己越孝顺的社会风气。

两汉时期，葬之风非常盛行，上至天子诸侯，下至臣子豪富，无不尽其所能、倾其所有来修建自己的陵墓。

《后汉书·光武本纪》云：“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将厚葬之风又提升了一个高度。

从普通的棺橔墓室到“黄肠题凑”，从简单的服饰到“金缕玉衣”，厚葬之风盛行不止。

在西汉首都长安、东汉首都洛阳一带，自古盗墓活动猖獗，盗墓贼最喜欢的就是陪葬品众多的汉墓。

举孝廉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一些人为了当官拼命作秀。

作秀的主要内容是孝（因为还没当上官，所以谈不上廉），特别是父母的葬礼，成了各大秀场，于是乎厚葬成风，一些人就算平日节衣缩食，也要在父母的葬礼上大秀一场，因为这时围观的人多，一旦传开了，说某某很孝顺啦，把家里宝贝都给父母陪葬了，就可能被举孝廉的人知道了，也就有可能被推荐去做官。

后世盗墓贼最喜欢的是汉墓，原因就在于陪葬品丰富。

这一厚葬之风，首到曹操下令整治后才有所好转。

曹操本人就是盗墓贼。

他能在乱世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盗了很多大墓。

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是千古雄文，与隋末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唐朝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明初宋濂《奉天讨元檄》并称为檄文史上的西大名篇。

这篇檄文站在袁绍的立场上痛骂曹操，揭露了曹操盗墓的无耻行径，甚至设立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

豫东的芒砀山，周边皆为平原，风水显得特别好，神州达官贵人喜爱。

山上有21座西汉梁国陵墓群，规模大、数量多，全国独一无二，其中梁孝王刘武之妻李王后陵被称为“天下石室第一陵”。

汉代重厚葬，王侯之墓的陪葬品价值不菲。

曹操引兵掘墓，据说仅在梁孝王刘武的陵墓，就得到72船金银，可供其养兵三年。

另一个梁共王的陵墓，墓主是刘武的儿子，历史上遭多次盗掘，1987年发掘时，在一处侥幸保存下来的钱窖里，出土5.5吨、225万枚铜钱，还有一万多件鎏金车马饰物。